12月17日，由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塔博-姆贝基非洲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跨文化人权研究中心、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当代形式种族主义起源与应对”国际专家研讨会于线上召开。来自联合国、中国、荷兰、加拿大、南非、肯尼亚、牙买加的近20名人权领域专家学者分别通过线上讨论和提交书面发言等形式围绕相关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会议由南非塔博姆贝基非洲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人权教授，南非自由国家人权大学教授Serges Kamga主持。会议分为上、下半场，各位专家学者分别就种族主义起源探析和如何应对与种族主义两个主题进行了研讨。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教授致开幕词）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教授在开幕词中表示，种族歧视是一种历史悠久和普遍的现象，需要长期的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他认同联合国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E. Tendayi Achiume教授的观察，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出于种族动机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在一些国家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肖永平教授表示，上次我们几方合作举办的反对种族歧视国际视频会议的成果论文集Between Ignorance and Murder- Racism in Times of Pandemics将由维也纳学术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这次会议专家们将围绕种族主义讨论一些重要的话题，如歧视起源、如何解决、谁能做出贡献、联合国作用和中国角色等，并最终形成一份政策文件，以期引发更为广泛的学术讨论，助力于在思想意识层面达成消除种族歧视的共识。最后，肖永平教授对合作单位和与会专家表达了欢迎和感谢。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历史与全球人权专业Bonny Ibhawoh教授在开幕词中表示，发展权是人权。同时，反种族歧视与联合国发展权专家机制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并认为种族主义是实现基础人权的关键障碍，因此消除种族歧视对实现发展权有着重要意义。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人权干事Shyami Puvimanasinghe女士指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暴露出更多对少数人种的歧视问题。因此，此时提出反种族歧视的观点是十分重要且紧迫的。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应该加入新的概念到发展权中，强调经济、社会、文化、种族等多方面的正义。Puvimanasinghe女士高度赞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她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合作，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反对种族主义，更需要通过尽早的教育从根本上解决种族歧视的问题。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人权干事Sandra Aragón Parriaux女士认为，种族主义的问题不能仅简单归咎于拉丁美洲。她指出，现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是建立在种族基础之上的。同时，Parriaux女士还指出，种族歧视导致了各国间、各民族间的隔阂，可以依据现有的国际人权法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Patrice Vahard博士赞同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了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予以呼应。他说，他理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们都在一艘船上，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他指出种族主义的影响是普遍的，因此，南北方国家应该采用相互合作，摒弃对抗的方式进行沟通。同时，Vahard博士从自身经验出发，从律师的角度表示同意在法律层面采取措施来反对种族歧视，提出要在个人情感和立法原则方面寻求平衡。

独立专家Jytte Nhanenge女士认为，种族歧视源于父权制度，为证明女性的从属地位，在这种制度之下产生的三种概念框架，分别是价值层次、价值二元论和统治的逻辑。该概念框架认为，成年男子优于妇女和儿童，个人优于社会，人类优于自然，富人和白人优于穷人和有色人种等等，加强了有较高价值的人对有较低价值的人之间不平等的压迫制度，而这种压迫性的世界观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各种“支配主义”。因此， Nhanenge女士认为可以从系统理论、整体主义以及《易经》的中国宇宙学中得到启发，转向系统和整体意识，消除种族歧视。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跨文化法律教授，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跨文化人权中心主任Tom Zwart教授以加拿大为例，认为仅靠法律方法去解决种族主义的制度问题是困难的，我们应该从国际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措施，同时我们也需要联合发达国家中遭受种族歧视的团体，共同应对种族主义。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响教授指出，造成种族主义的因素很多，我们尤其需要重视生物和社会经济两方面因素。就生物因素而言，人们本能地排斥与自己不同的人，因此需要道德进行约束。在社会经济层面，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种族歧视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这种偏见深深植根于人们思想中，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和意识，因此要想在短时间完全消除绝非易事。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研究员彭芩萱博士认为，种族主义是一种社会构建，在暴力、法律、话语、社会控制等多重作用下得以持续存在。由于既得利益群体从中得以剥削获利因而势必全力维持现状，消除种族歧视的道路就像我们国家解决“挨打、挨饿、挨骂”问题一样，道路曲折。尤其是，受到歧视往往与极端贫困密切联系，而经济发展和实力提高则有助于被剥削阶级获得力量、反抗压迫。因此，中国全面脱贫的成功经验值得分享和推广，可进一步在发展权和减贫领域开展南南人权合作，消除种族歧视前途光明。

会议下半场各位专家学者就应对种族主义以及联合国和中国的角色进行了研讨。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Patrice Vahard博士表示，在讨论联合国对于反种族主义方面可以起到的作用时，他认为这里联合国的含义不仅是指联合国诸如秘书处等的主要机构，还包括联合国各会员国。接着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联合国在反种族歧视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首先，联合国成员国应该在反种族歧视中起到模范作用，Vahard博士高度赞扬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此方面发挥的作用；其次，Vahard博士指出，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固有观念，从根本上消除种族歧视；最后，Vahard博士强调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各国之间应该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种族歧视问题。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人权干事Shyami Puvimanasinghe女士首先肯定了教育在消除种族歧视中的作用，她认为尽管我们的种族、性别、年龄等各方面身体条件不同，但是我们同为人类就应该消除心中对其他人的歧视与偏见。同时，她还提出发展权作为基础人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目前为止，距离发展权获得同其他基础人权相同的法律地位仍相去甚远。为此，Puvimanasinghe女士提出，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仅是联合国应该积极地进行反种族歧视活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尤其是宗教领袖、文明社会和社会运动的领导者等这些社会重要角色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法政治学Alexander Knoops教授认为，尽早的教育是唯一能够从根本上消除种族歧视和犯罪的方法。同时，他还提出，对国际律师以及执行官员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培训，这在促进国际人权法制定的同时还能够为人类树立良好榜样。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副研究员彭芩萱博士提出借鉴法国哲学家布迪厄“社会资本”的概念，即各位专家互为“社会资本”，各个国家互为“社会资本”，可以互相调动以实现理想。因此，个人得以在生活场景、工作场景、会议场景等调动“社会资本”以提高周围人的“消歧意识”；而国家则可以通过调动彼此作为“社会资本”来推动南南人权合作、中欧人权对话、人权国际条约履行等，进一步消除种族歧视、实现人权。

通过三个小时的热烈研讨，与会专家就应对种族歧视问题达成了三点共识：首先，种族主义问题历史悠久，要想在短时间内消除难以做到，各国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应对该问题，例如教育、法律、政策、国际合作、消除贫困等等；其次，缩小全球贫富差距，解决饥饿贫困问题是消除种族歧视的根本途径。中国在2020年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在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等多方面有许多经验可以分享，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精准扶贫、脱贫的做法，积极与中国开展人权合作，促进全人类发展权的实现，最终共同消除种族歧视；最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南南人权合作以及种族歧视的应对提供了思路。南南人权合作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和人权进步的重要途径。南南国家之间应以同舟共济、权责共担、互帮互助、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以团结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努力实现更加充分的人权保障。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面对种族歧视问题都不能独善其身，必须携手共同应对，发达国家也不能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预发展中国家，而应同发展中国家一起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向更加合理公正的方向发展。

（线上与会专家合影留念）

【资料来源：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