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研究人员毛成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我国环境权保障的核心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者: 时间:2026-11-21 点击数:

我国环境权保障的核心逻辑与实现路径


毛成毅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首次将“环境权利”独立成章,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列,标志着环境权利正式进入中国人权保障的制度框架。我国立足本土法律制度与生态文明实践,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环境权保障之路。以《生态环境法典》为统领,各类环境单行立法和地方立法共同构成我国环境权制度化表达的规范载体。讲好新时代中国环境保护故事,关键在于厘清制度背后的核心逻辑,以生动的法治实践彰显中国式环境权保障的治理逻辑与制度优势。

环境权的规范阐释

环境权是20世纪中叶以来因应生态危机而兴起的新型权利形态。代表性观点将其界定为“自然人享有的生活在清洁、安全、舒适的良好环境中的权利”,其权利对象是环境,权利客体是“源于环境的人居栖息功能的环境利益”,性质上独立于人格权和财产权。另有学者将其界定为“自然人享有适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具有良好生态功能环境的法律权利”,其“唯一客体是环境生态功能”。本文所称环境权,在规范意义上以《生态环境法典》第1条“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为法定依据。该条将“生态环境权益”确立为立法目的,意味着环境权在我国实证法体系中获得了规范确认。主体上,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是“公众”,即不特定多数自然人及其集合形态;客体上,指向具有良好生态功能的环境本身,而非环境要素的经济价值;内容上,既包含实体性的健康环境享有权,亦包含程序性的知情、参与及救济权利。就其法律性质而言,环境权目前并非一项由宪法或法律明确列举的独立权利类型,而更多体现为以立法目的条款为载体、经由国家保护义务予以实现的法益。在国际人权法视野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21年通过决议承认“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是一项人权,许多发达国家都将环境权作为司法救济的权利对象。

我国环境权保障的核心逻辑

在价值逻辑上,我国环境权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哲学根基,以整体正义、民生正义、代际正义为核心价值,实现个体健康权益、区域生态利益、国家生态安全、人类永续发展利益的协调统一。在法理上摒弃了权利对抗的二元思维,确立权利保障、义务约束、秩序维护、协同共生的价值结构,将环境权由单一私权提升为整体性社会价值。《生态环境法典》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环境权保障已成为环境立法的根本依归,而非环境管理的附属目标。

在实践逻辑上,我国环境权遵循实践驱动模式,先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回应群众环境诉求,再逐步把成熟实践上升为法律制度。《生态环境法典》正是对我国数十年生态文明实践成果的系统集成。以法典第90条为例,其要求专项规划编制机关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对直接涉及公众生态环境权益的规划举行论证会、听证会。该程序性条款并非源于抽象的权利演绎,而是对多年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践经验的制度化确认。“实践—经验—立法”的生成路径,确保环境权保障制度贴合我国国情。

在运行逻辑上,不同于西方环境权高度依赖司法诉讼的实现路径,我国依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构建了开门立法、行政保障、社会参与、司法救济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具体而言,通过开门立法吸纳基层生态诉求,依托常态化执法守护民生环境权益,依靠公众参与激活治理效能,以司法救济兜住权利底线,实现环境权从“被动参与”向“主动保障”的转变。法典第90条、第145条、第147条和第137条分别就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举报渠道公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和公众知情监督权作出规定,构成了环境权保障的事前参与、事中监督与事后救济环节,体现了以国家保护义务为中心、以多元协同为特征的权利实现逻辑。

我国环境权保障的实现路径

首先,优化地方环境立法价值导向,夯实生态惠民立法根基。当前,部分生态环境立法囿于传统管控型法治思维,将立法窄化为行政管理工具,对环境权益的民生价值与公平价值重视不足。有鉴于此,应当构建“权利导向、公平导向、民生导向”的新型环境立法模式,将权利保障、生态公平、民生福祉纳入立法评估核心指标。在法规的立项、起草、论证、备案审查全流程中嵌入生态环境影响考量,使立法过程本身成为环境权的制度性保障环节,实现依法治理与生态惠民的有机统一

其次,完善立法协同机制,畅通制度落地转化路径。现行立法在生态保护红线、流域协同治理、产业绿色转型等领域中,利益分配、义务负担、生态补偿等规则尚不健全。应依托中央立法夯实环境权益的基础规范、程序底线与权利框架,发挥地方特色立法、区域协同立法、先行性立法之优势,结合区域治理实际,重点完善生态补偿、公众参与、利益平衡、弱势群体保护等规则,推动顶层设计在基层治理中有效转化,使环境权保障更多地从原则宣示走向制度实效。

再次,深耕本土法治实践,构建生态环境法自主知识体系。申言之,立足我国现行规范体系阐释“生态环境权益”的本土法理内涵、权利结构、实现机制与价值逻辑,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和核心概念,搭建自主的理论分析框架,实现我国环境权的学理定型、范式自立、话语自主。

 最后,立足国内实践成果,构建对外话语传播体系。一方面,环境权根植于一国制度禀赋与发展实践,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中国式环境权保障逻辑,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不仅写在宪法法律条文之中,更写在全国各地的立法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式环境权保护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尊重发展中国家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的现实需求,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颇具借鉴意义的中国方案。然而,国际社会对我国环境法治建设成果的认知仍存在时差与偏差,制度成果所蕴含的法治理念、人权价值与制度优势未能实现充分的国际传播。未来应以法典出台为契机,聚焦环境权保障的制度亮点,向国际社会阐释清楚中国环境权的法理优势与治理效能,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兼具法理正当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智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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