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鲜开林，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东北财经大学人权研究与教育中心执行主任；汪洋，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鲜开林主持的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当代马克思人权创新思想研究”(项目号：LSK16BSK003)、大连社科院重大课题“习近平人权创新思想研究”(项目号：20152016DLSKZD05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利益共同体”、“人类责任共同体”的中国人权发展新理念，不仅关注当代人的发展权，而且观照后代人的发展权；不仅关注中国人民的发展权，而且观照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权。中国倡导“亚投行”无疑彰显了共享发展的权利文明新本质。“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和G20杭州峰会所展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力推世界可持续发展，促进发展权的不断进步。这再次证明了中国对发展权的卓越新贡献，对于“坚持文化自信”、提升中国人权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亚投行 共享发展 权利文明
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彰显了共享发展的权利文明新本质。“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和G20杭州峰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道，再次证明了中国对发展权的卓越新贡献。本文通过对“亚投行”的功能和作用的分析，重在阐发其所体现的共享发展理念对人权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提升中国人权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等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中国在发展权确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历史地位是对历史作用的客观公正评价和科学定位。从中国发展与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内生逻辑起点和归宿看，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无不证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始终是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积极倡导者、重要推动者和历史贡献者。
(一)中国是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积极倡导者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是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权观念的集中表达和深刻反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发展权利的概念构建、理念创立还是理论奠基上，都是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积极倡导者和利益代表者。中国于1979年、1980年和1981年分别派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出席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第三十五、三十六和三十七届会议。1981年，中国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上当选为人权委员会成员国，并一直连任该委员会成员。自1984年开始，中国向人权委员会推荐的人权事务专家连续当选为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国委员在该小组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担任了该机构下属的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和来文工作组的成员，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系统内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的起草。根据1986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第41届会议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第1条第1款的规定：“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①2015年，联合国总结了2000年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又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权总是会被置于人权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联合国发展权决议、议程的形成和通过中，中国始终是积极倡导者和话语表达者。
(二)中国是发展权的重要推动者
中国不仅是发展权理念、决议、议程的倡议者，而且是实践发展权的重要推动者。一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是一部推动发展权进步的实践史。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旧中国国家主权沦丧，人民的人权难有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有些政治家曾断言：中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跃升到第二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中国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连续翻番达到近8，0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确定了里程碑式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届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这意味着不远的将来，世界上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将翻一番。对人类发展进步事业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情，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为世界作贡献”。②
(三)中国是发展权的历史贡献者
发展权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紧密相联。没有快速的经济增长率，生存权与发展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对推动发展权历史贡献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之时，恰值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之初。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和重要引擎。伴随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大幅攀升、正面外溢效应越来越强。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仅为1.8%。30多年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5.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30%，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位。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但减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为巨大而综合的正面外溢效应。2013-2015年，在世界经济增速仅为2.4%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达到7.3%，继续领跑世界。目前，中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是世界货物贸易增长的最大贡献者，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稳定世界市场预期的重要力量。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服务贸易增长的最大促进者。中国是世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2005-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对全球跨境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19.9%，为许多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和就业机会。今天，曾经遭人白眼的“东亚病夫”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吸引的游客，为世界市场繁荣与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中国经济增长的世界贡献率，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权实践和中国人权经验的国际影响力。2016年中国成功主办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计划，以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中国方案”，为主导并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引起当今国际社会的极大反响，无疑是对发展权的崭新贡献。
二、中国倡导“亚投行”将丰富发展权的内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表示，在世界各地都急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当下，中国所致力的这些项目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亚投行”首批57个成员国，既有广泛代表性，又具多维度分布、独特的重要地位。其中，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已有四席：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G20国家中已占13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巴西、俄罗斯。西方七国集团已占四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金砖国家全部加入亚投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按大洲分，亚洲34个，欧洲18个，大洋洲2个，美洲1个，非洲2个。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丰富了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更好地造福各成员国人民。
(一)经济权益互惠互利的新内涵
经济权益的互惠互利是当代经济交往的本质。“‘整合式谈判’不赞成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对方的损失之上，最终落得非赢即输的下场；提倡合作而非竞争；主张谈判者以共赢为目标，公正平衡各方利益。”③ “亚投行”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利益共同体”、“人类责任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等价值理念，将世界发展权的权利义务主体具体落实到57个“首批成员国”。据测算，在2010-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约需7，000多亿美元，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年度投资规模仅约为100亿-2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设立“亚投行”，可以动员更多资金，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互惠互利，将为世界和亚洲经济增长注入长久动力，也有利于形成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的良性互动。“要想富，先修路。”“亚投行”加快促进本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世界和亚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亚投行”从金融资金直接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让57个“首批参与国”搭上中国发展的“和谐号”快车，让“亚投行”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有机会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这必将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二)政治权益互信互认的新内涵
《发展权利宣言》第3条的第3款特别强调指出：“各国在实现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着眼于促进基于主权平等、相互依赖、各国互利与合作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激励遵守和实现人权。“亚投行”不仅激励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也在开创21世纪全球治理新路径：Lean，Clean，Green(精益、清洁、绿色)，并且将遵循“公开、透明、择优”原则遴选管理层明确写入协定，是一项区别于现有主要多边开发银行的创新之举，反映了亚投行一贯坚持的现代治理理念。它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贸易安排，不是歧视性、排他性的，而是公平、开放的；不是你输我赢、赢者通吃，而是各方共赢、美美与共；不是少数国家的俱乐部，而是所有国家均可参与、公平正义，促进人类发展好戏连台的合作大平台。然而，当今世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尚未根本改变，西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依然存在，这是引发世界局部动荡和国际对抗的主要根源。欧洲难民的人权之殇，就是铁证。中国倡导“亚投行”的伟大创造，再一次证明，中国不仅是经济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政治权益互信互认的践行者。
(三)文化权益交流互鉴的新内涵
习近平指出：“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④ “亚投行”的又一创新亮点，就是由发展中国家占多数且拥有主导话语权的各国人权文明交流互鉴。这既顺应了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也彰显了发展中国家携手推进亚洲区域发展的信心与决心。“亚投行”57个首批成员国，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拉美等五大洲，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同时包括多个发达国家，这一独特优势使其能够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多样文明交融互通的时代，不同文明的人权交流合作已成为时代的紧迫要求。未来的世界更是不同文明进一步相互交流、不同人权理念互相碰撞、不同人权制度互相学习、互相提升、共同提高的过程。各国应尊重各国人权文化特色和优势，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享人类人权文明成果，使友好合作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中国倡导“亚投行”有利于成员国之间国际人权合作和对各国人权发展模式的研究和借鉴，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对国际人权理论和实践前沿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我国从国际国内人权理论与实践成果的相互转化、优势互补中进行创新，牢牢把握世界人权文明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亚投行”丰富世界发展权的文化权益交流互鉴，必将促进世界上不同人权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从而为不同文明在人权领域中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出积极贡献。
三、中国倡导“亚投行”对发展权的新贡献
习近平指出：“通过各成员国携手努力，亚投行一定能成为专业、高效、廉洁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增添新力量。”⑤
(一)此举谱写了由中国制定全球金融规则的新篇章，贡献了权利公平的新规则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倡议的是规则公平的发展权。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规则公平至关重要。当今国际金融规则须从程序公平通往机会正义。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早已为世界经济定下了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巩固了美国在世界经济秩序尤其是世界金融秩序当中的绝对话语权。在这个框架之下，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亚洲开发银行。近些年，欧盟的成立和欧元体系的确立使得美国在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领域的霸权有所动摇。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当中，“中国经济有一个巨大的障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中的地位是很弱的。我们现在排顺序的话，大概可以排到第九位，但是当把它换算成百分比的时候，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中只占1.43%。国际公认的标准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结算体系当中，如果不能超过5%的话，你是一个经济小国，而不是大国。”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绝对不会只满足于成为一个世界工厂，中国影响世界经济秩序甚至自己来制定世界经济的规则，已是必然的趋势。“亚投行”的创立，表明中国正更积极地影响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这对于瓦解和动摇美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独霸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亚投行”之后，还有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上合组织银行”等。这说明，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就是中国发力的出发点，真正体现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中国责任担当。由此，中国开启了参与制定世界经济规则的新时代，这在发展权的历史上贡献了权利公平的新规则。
(二)此举创立了由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贡献了权利公平的新机制
“亚投行”创立了由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新平台，在发展权的历史上贡献了权利公平的新机制。“亚投行”的正式运营，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投资环境，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亚投行”的正式运营，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亚投行”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与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以其优势和特色给现有多边体系增添新活力，促进多边机构共同发展，努力成为一个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亚投行”的新老机构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良性竞争，提升多边开发机构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亚投行”结合国际发展领域新趋势和发展中成员国多样化需求，创新业务模式和融资工具，帮助成员国开发更多高质量、低成本的基础设施项目，成为推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亚投行”按照多边开发银行模式和原则运作，并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好的经验和做法，取长补短，高起点运作。“亚投行”坚持共商、共享、共建原则，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各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员国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新平台，让共建成果惠及“亚投行”的所有参与者，从而创立真正实现《发展权利宣言》中所倡议的权利公平新机制。
(三)开创了由中国引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贡献了权利公平的新力量
权利主体是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正当资格的参与者和享有者。权利的参与和享有是辩证统一的。人民既是权利与义务的合法参与者，又是权利与义务的合法享有者。所在国的大多数人民才是发展权利的最大发言者和最公正的评判者。然而，一些国家所奉行的人权中心主义却一味奉行美式人权的双重标准，把西方的人权理念和制度神圣化、僵死化、教条化。“亚投行”创立了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亚投行”正式运营，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亚投行”的成员之间国秉持团结合作精神，积极加大投入，尽快做大做强，壮大多边开发银行整体力量。特别是“亚投行”所在国的大多数人民，既是发展权利的亲身实践者，又是发展权利的亲身享有者。因此，“亚投行”开创了依靠发展中国家的主导力量治理全球金融体系的先河，并由所在国的大多数人民评判、检验。这在当今世界发展权的历史上贡献了权利公平的新主体和新力量。
总而言之，中国倡导“亚投行”无疑彰显了共享发展的权利文明新本质。“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和“G20杭州峰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道，对接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力推世界可持续发展，促进全世界发展权的更充分实现。这无疑是中国对世界发展权的卓越新贡献。
注释：
①《发展权利宣言》，联合国大会1986年12月4日第41/128号决议通过。
②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③［荷］汤姆•茨瓦特：《为什么南海案仲裁庭应该给谈判让路》，载《法眼看南海》，2016年5月24日。
④《习近平致信祝贺“2015•北京人权论坛”开幕》，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17日。
⑤李伟红：《习近平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并致辞》，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7日。
⑥徐显明：《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载中国法治评论微信公众号，2015年11月17日。
Abstract：President Xi Jinping's new concept of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in China consists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It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rights of contemporary people to development，but also the right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development.And what's more，it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rights of Chinese people，but also those of the human beings as a whole in the world.China's advocacy of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undoubtedly demonstrates the new nature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hared development.“AIIB”，“One Belt and One Road”and “China's Wisdom” and “China Program” in G20 Hangzhou Summit，connec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Development Agenda，advance the worl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world's development.This proves once again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of China to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adhering to cultural self-confidence”，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iscourse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责任编辑朱力宇)
